作者／唐南发专栏 Nov 11, 2010
【乱石崩云／唐南发专栏】 曾经普遍被视为是首相纳吉亲信的国防部长阿末查希出言不慎，指马来西亚军队中的华裔和印裔比例偏低，或许是因为后者的“爱国心不足”所使然。
我说阿末查希（右图）出言不慎，而非出言不逊，乃因其言未必无理，但在确凿和实质调查报告缺席的情况下，轻忽地发表谈话，不仅无助于探讨非巫裔从军意愿低落的原因所在，更突出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之匮乏。
巫统的选票行情是否随着近日双补选奏捷而水涨船高，目前尚言之过早；而国内整体政治氛围亦无春江水暖的迹象，国防部长位高权重却如此轻率，轻则让人贻笑大方，也让马华公会，民政党和国大党感到尴尬；重则加深非巫裔内心的不满，认定巫统缺乏铲除种族主义的决心，而在来届大选中还以颜色。
从军者多为中下阶层
在封建社会，帝王将相欲取得政权或开疆拓土，必须控制军队，并确保其忠诚。在欧洲，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提供了民族国家主权独立的雏形，军队的效忠对象逐渐向国家和宪政体制转移。德裔美国社会学家简诺维兹（Morris Janowitz）在1970年代提出军队在型塑公民权方面的意义，强调职业军人的地位不能超越其公民身份，故必须服从于民选的文人政府。
当代世界，无论吾人认同与否，军队在维系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而参军入伍就成为检验个人“爱国”的重大指标之一，阵亡则是对国家最终极的奉献，是为殉国。
环顾全球，历代以来选择从军的人，多半来自社会的中下阶层。科举制度确立以后，尚文轻武成了中国的传统，但迫于生计，下层读书人亦不得不考虑参军寻求人生的突破，民国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正如《后汉书班超传》所写，班超之所以感叹大丈夫“安能久事笔砚间”，还是因为家贫。清末民初的时局动荡，中国的读书人再次发挥西汉班超投笔从戎的精神。但这些人当中，绝大部分是为贫困所逼，或社会条件不足，空有满腹学问却不得伸展，从军成了一条出路。
在当下的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当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有孩子在军队中服务；而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中，选择参军作为志业者亦寥寥可数。同样的，英女王的皇亲国戚以及社会名流当中，参军的没有几个。查尔斯太子和他的两个宝贝儿子固然都象征式地参加过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军训，要把这三父子中的任何一人送到阿富汗或伊拉克的最前线作战是不可能的。当年大英帝国的江山几乎都是出身贫穷的民众打下来的，其中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的故事更是血泪斑斑。罗马的皇帝们东征西讨，靠的也是强悍的非洲人和中东人。
国家官僚体系彻底族群化
因此，军队既是社会阶级的体现，也是种族主义的缩影。不同的是，马来西亚是个族群政体，巫统在过往50年把国家体制和官僚体系彻底族群化，加上施政不公，让非巫裔的离心力日益明显，家长不鼓励孩子从军是必然的结果。
与其把问题简化理解，阿末查希不如正视国家日益族群化和宗教化的现实，并且扪心自问：我国上流社会的成员和政府高官当中，有多少人的孩子是穿戴制服的呢？首相纳吉的儿子肯定不是，但就此质疑其不够爱国，岂不显得片面和肤浅？
同样的，军队从来就是男性的场域，能够在当中冲破藩篱的女性少之又少。但为什么阿末查希不感叹马来西亚女性的爱国情怀不足呢？
作为一个基本教义派的自由主义者，国家不会是我的终极认同，但我尊重他人选择爱国的权利。然而，真正的爱国者不应该只是一群盲目遵从政府发号施令的热血青年；要爱国，首先要看到国家的缺陷和弊病，加以批评改正，而且在面对滥权舞弊的权贵之时依然能够直斥其非。马来西亚的年轻人若能看透政客的诡计和虚伪而选择不盲目从军，就是爱国的表现了。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说过，“普罗大众痛恨战争，然你若能让他们相信受到威胁，并一再重复他们不够爱国，他们将随你步入战场”。戈培尔战败自杀65年了，从好战的小布什到轻率的阿末查希，他那具毁灭性的思维明显延续至今，想来让人背脊发凉。
唐南发是时事评论人，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班。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